半个多月以来，中国社会被两件事情吸引着注意力，一个是冬奥会，另一个是江苏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复杂中国的刻象。尤其是后者，该起事件是除了2年前对新冠病毒“吹哨”的李文亮逝世所引发的舆情外，另一起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讨论范围最广泛的公共事件。甚至有声音认为，该起事件不仅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又一次信誉危机，也是对中国司法的巨大考验，更是中国社会会否脱序的一个转折点。
“网红爸爸”与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
就在虎年春节到来之前的1月28日，几则令人触目惊心的短视频迅速被转发关注。视频中，一位中年男性在房中给几个孩子穿衣、吃饭，而在这则房子旁边的一个破屋中，一位头发凌乱，衣衫单薄，面目模糊甚至没有穿鞋的女性在大冬天被用狗链子锁住，旁边馒头随手扔在土炕上。
视频中的中年男性是江苏徐州丰县一个八孩父亲，面对“为啥生那么多孩子”的疑问，他以一副悠闲自在的口气说“自己30多岁才结婚，别人看不起，那就生呗”。凭借“生了8个孩子”的人设，这位董姓男子迅速被流量选中，差点成为网红。
在大众猎奇与流量劫持中，一些更需要关注的细节往往容易被忽视，但这一次，那位可能已被忽略了二十余年的“八孩母亲”成为刺痛社会的一根刺，并引发了一场全民侦探行动与对中国刑法修订、妇女权益的呼吁。
1月28日，越多越多的网民开始关注那位被铁链锁着的女性，人们从她的生存状态判断，她极可能是被拐卖于此，并被强迫生育、惨遭家暴。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与舆论压力下，丰县发布首次官方通报。
在这份不足180字的通报中，丰县方面宣称经他们调查核实，这位被关注的女子为杨某侠，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且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已对其进行救治。
就是这份官方通报，彻底激起了全民寻找“八孩母亲”身份的社会情绪，更令丰县乃至徐州市陷入一场信誉危机，从这宗涉嫌收买、拐卖事件起，越来越多的拐卖案件再次在网络流传，关于女研究生被拐卖后的复仇记，关于未成年少女被拐卖生子，在这种人物不一的真人真事中，人们无意间再次掀开那段野蛮、愚昧的历史，并迅速发起省思，要求政府、司法等层面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并迅速行动起来堵上历史“漏洞”。
矛盾重重的官方通报与越来越恐怖的真相推理
这起事件能发酵成一个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除了那则视频所带来的冲击力外，还有这是首起非主流媒体报道，由自媒体人、网民所发掘、推动的舆论事件。在官方媒体让渡角色的情境下，每个网民都是掌握这一舆论话语权的力量。而徐州方面经不起推敲的通报更是让这起事件推向一个愈演愈烈的境地。
自1月28日丰县官方发布首份通报后，来自法律、媒体界别的公众人物纷纷发声，质疑丰县方面的通报过于敷衍，要求详细说明“八孩母亲”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不存在拐卖”定论的依据，此外要求对“八孩父亲”是否有涉嫌犯罪进行调查。
1月30日，丰县发布第二份通报，通报回应了被锁铁链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并承认了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且已对董某民开展调查，但再次称“未发现有拐卖行为”。
此时，官方通报的信息与此前的已经开始出现矛盾。因为在1月28日丰县县委宣传部已在接受一份都市报的采访中强调了被关注女子为徐州丰县欢口镇人，并非网上所传“拐卖”。但这与两天后第二份通报里所称的“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收留明显矛盾。
这个春节期间，徐州方面在舆论的追问下不得不进行调查，而另一面，一些前调查记者在离开了媒体这个行业后，以个人调查形式参与到“八孩母亲”事件的调查推动之中，也有不少网民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线索，或者仅仅是转发扩散让更多人关注、参与到事件中。
其中有地方媒体开始追问，“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且证件不全的状况下，登记结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董某民的行为是否涉嫌强奸？”“这8个孩子是否都是董志民之子？”，因为网上已有传言称该女子极可能沦为董某民及其父亲、兄弟的性奴。
与此同时，前调查记者邓飞微博爆料：“那个村子里面，还有一个，可能你们还不知道。”
曾以真实故事为原型的拐卖电影《盲山》导演也公开发声，称开放该影片版权，为了解放被拐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罪恶。2月5日，《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对11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沉重思考》刷屏，这是《光明日报》在1988年发表的轰动全国的“11名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报道，其曝光了多达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
而在另一起失踪人李莹的亲属也向公安方面申请，采集杨某侠的DNA样做比对。一时之间，那位“八孩母亲”的身份成了舆论关注的最大疑点。
2月7日，丰县上级徐州市发布通报，这是该起事件的第三份通报，通报称，调查组在云南核实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其是被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女子带至东海县后走失的。且经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随即，网民的疑问如炮弹般连连打向徐州方面。因为在前两份通报中，都强调了杨某侠是1998年才被董家收留而后结婚，且DNA鉴定八孩与两人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但是其大儿子叫“董香港”，网民按照他们家孩子起名逻辑推测，这位大儿子应是香港回归之年1997年出生，彼时杨某侠尚未接触董家。而且在此事件发酵后，网民认为，如果是亲生儿子，已经23岁的大儿子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遭如此待遇不可能视若无睹，让其陷入如此悲惨境遇。如果董家大儿子不是“八孩母亲”亲生，那这份DNA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再有，以往若干被拐卖案例多次验证，被拐卖妇女多是被同村人以“追求更好生活”等由带至甚至拐卖到其他地区，对于二三十年前的云南来说，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第三份通报只说是被同村人带走后走丢，这显然不能服众。作为官方通报，不能针对民众的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真正关心事件背后的“人”，而是以一副息事宁人的姿态对付了事，这不仅是通报本身互相打架的问题了，舆论的怒火已经指向徐州官方的政府权威，于是径直将往后的通报打入不可信的范畴。
即便徐州方面随即在2月10日发布第4份通报，终于称杨某侠涉嫌被“拐卖”，且经部、省、市公安机关进行DNA检验比对过DNA确认杨某侠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显然徐州方面已经陷入信誉危机。
此时，此前赶赴云南的前调查记者们带回消息，“在走访‘小花梅’所属村庄时，并未了解到徐州如他们通报中所称大规模走访核实”，当地人甚至都不知道有所谓的徐州调查组的人来过。且徐州在第三方通报里提到的将“小花梅”带走的同村妇女，其是一个有拐卖案底的人。更影响舆论走向的是，几份调查手记都说，“小花梅”同村的人并不能指认看到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无论杨某侠的口语还是外形与小花梅并不一致。
既然声称派调查组大规模走访调查核实，为什么当地住户并不知晓，既然知道带走小花梅的同村妇女有拐卖案底，在第三份通报为什么只说“走丢”，所谓的DNA鉴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的结论又是否能经得住验证？
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开始向司法、中国基层治理，以及文学界等领域蔓延，直到2月15日邓飞晒出杨某侠与董某民的结婚照，这彻底让人看到“小花梅”的真面目，但更多的质疑也蜂拥而来。结婚照上两人并非是合照，而是个人照拼接而成，结婚日期推算是在一个非工作日，更显草率的是，结婚证的杨某侠的姓氏居然写的是“扬”。更更令大家怀疑的是，照片上的女性跟被铁链锁着的“八孩母亲”相貌差距甚大，谁也无法相信这就是同一个人。但是根据网民提供的“小花梅”照片，倒是跟结婚照上的女性相貌相似。
除了体貌因素，结婚证上女性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今年应该是52岁，但是那八位孩子最大的23岁，最小的2岁，且大儿子与二孩之间有十岁的年龄差。如果铁链女就是结婚照上的人，那她的面容变化怎么如此之大，且以她的身体条件又是否具备在50岁怀孕生子？
而如果她不是小花梅，那真正的小花梅去哪了？这位被锁着的铁链女又是谁？如果结婚照上就是小花梅，那她为何会改叫“杨庆侠”，那个疑似1997年出生的大儿子又真是小花梅所生么？如果不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布考斯基说，假如我写了残忍的事，那是因为残忍确实存在。在这次事件引发关注后，丰县收买拐卖妇女的案例接连浮出，甚至当地河道里浮现无名女尸的事件也引发联想。当数十年前的“脓疮”被戳破，由这起事件所掀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不能再被无视甚至掩盖，只有勇敢的面对、清理才有走向健康的可能。正如那些调查记者在云南当地所见的，这些年那些山上山下的居民聚集到一个新的村庄，新建的公路从他们的村前通过，当地外嫁的女子开始不断回流。
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中国大陆网络舆情热度稍降，人们等待一个真相。无论结果是否出现反转，毋庸置疑八孩母亲事件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思考：当那些夹杂散落在社会中的沉渣泛起，新的道德力量将会启动清理机制，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文明的不断进化。